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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为什么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

发布时间:2021-05-07 00:16:12   来源: 长沙晚报    投稿: 秋翠

继赵宋之后,明朝成为又一个“亡天下”的王朝。但宋、明相较,南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,而所谓的“南明”不过残存了十余年。较之汉、唐,明季也没有出现“三国”或“南北朝”局面,最终为新朝所一统。明朝速亡的最直接原因,是首都陷落同时最高统治者身亡,危险境地的王朝事实上处于国家“脑死亡”状态。明崇祯帝为何坐以待毙,不仿效前朝战略转移?这与一个“小人物”光时亨密切关联。

光时亨(1599-1645),字羽圣,号含万,明桐城人。光时亨崇祯七年(1634)进士,初授四川荣昌知县,崇祯末年任兵科给事中。正是这个“位卑权重”的给谏位子,促成了光时亨成为中国历史关节点上的特殊人物??他数度阻止明王朝首都“南迁”,以轻微之身对中国的历史进程,甚至国家的历史格局,产生了后人难以推测的重大影响。

所谓“南迁”,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,主动作出战略放弃,迁都南京,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,获取王朝生存的空间。农民军与清军的巨大军事威胁,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,“南迁”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。早在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入塞时,朱由检即想到了迁都。李清《三垣笔记》载:“上以边寇交织,与周延儒议南迁,命无泄。”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,迁都南京既有必要,也完全可行,因为明朝恰恰实行了二百余年“留都”制度,留都南京不仅是国家的经济中心,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,显为国难当头时的最大优势。但是,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。

崇祯十七年正月,李自成西安称帝,遣兵东渡入晋,志在灭明,京师形势更加危急,明廷再起南迁之议。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载,李明睿等奏请南迁,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:“朕有此志久矣,无从襄赞,故迟至今。汝意与朕合,但外边诸臣不从,奈何!”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,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,但未能如愿。二月初一,大顺传檄到达御前,檄文有“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”之语,君臣上下甚为恐慌。二月间,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,基二月二龙抬头祝福晚安问候语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,京师形势急剧恶化,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。《明史·李邦华传》载,此时“邦华密疏,请帝固守,而太子监国南京。帝得疏,意动,绕殿而行,将行其议。中允李明睿,亦疏言南迁便。”可是,这个折衷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。

紧急关头,惟1.95神龙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,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,为何可用之策不能实行?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,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,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。

崇祯帝廷议时,李明睿曾援引宋室“南迁”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,提出只有“南迁”方有中兴希望时,《明史》称光时亨却拍案而起,“以倡言泄密纠之”,并扬言不杀李明睿,不足以安定民心。

在崇祯朝,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,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。崇祯十七年正月,崇祯帝“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,管左春坊印”,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。对于李明睿的主张,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,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。尽管如此,光时亨却恰恰将矛头对准李明睿,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。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,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,支持他的便是陈演。周延儒罢相身死,陈演代为首辅。《明史》称陈演为人“既庸且刻”,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,他知道一旦崇祯“南迁”,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,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。

皇帝“亲征”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,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,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。张岱《石匮书后集》载: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,而光时亨曰:“奉太子往南,诸臣意欲何为?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!”唐肃宗即李亨,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,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,李亨继位,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。光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、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,光时亨此语,显然刺他的心病,最终被迫无路可走,死守京师,直至自尽。

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《洪业??清朝开国史》中谈到“南迁”不成时,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:“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,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,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,依靠他们接管天下,并最后征服南方。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,以致派系倾轧,削弱了南明政权。”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,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,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……历史的万般假设,因为光时亨的出现,一切都成为泡影。

事实上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光时亨,究竟何许人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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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光时亨,正史与野史有着诸多记载与评价,各种指斥屡见不鲜,尤其是京师陷落后,光时亨竟领头投降。真是这样,那光时亨还真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“奸细”。但光时亨有没有“跳槽”,至今没准讯。《明史》载,“学龙奉诏拟周锺、光时亨等各加一等,潘同春诸臣皆侯补小臣,受伪无据,仍执前律。当是时,马、阮必欲杀周锺。学龙欲缓其死,谋之次辅王铎,乘士英注籍上之,且请停刑。铎即拟俞旨,褒以详慎平允。士英闻之大怒,然事已无及。大铖暨其党张捷、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,学龙引疾。命未下,保国公朱国弼、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,遂削籍。”

正史的意思,光时亨的投降证据是不足的,南明弘光朝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,只是马士英、阮大铖官大嘴大,先命题后论证,坚持案子要这么定性,人要那么处理。

但《甲申传信录》、《弘光实录钞》等野史认为,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。《明季北略》“北回目击忠逆定案”更是记到,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宠若惊,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,给尚在南明统治下的儿子写信:“闯逆召见,面加奖励,随谕以原官视事。时亨寄书其子有云:‘诸葛兄弟分事三国,伍员父子亦事两朝,我以受恩大顺,汝等可改姓走肖,仍当勉力读书,以无负南朝科第。’”

光大人这水平,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。对国际形势的研判,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。依光大人的观点,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,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,天下大势,中国再现“南北朝”或“三国”模式,当有相当的把握。那么,以诸葛前辈为榜样,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,老夫在北都工作,咱们几处做裸官,最终哪棵树倒了,都不太碍事……

如此看来,说光时亨投靠了政治暴发户,当是可能的。可信度不是说的人多,而是符合情理??国际形势太复杂,谁有能耐谁看得准?明清易代之际,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,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,让子女报考老国企,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。但这事似乎又不可靠谱,因为没过多久,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,黄道周很是同情,便走唐王的路子,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。若干年后,阮大铖的一位老乡、鼎鼎大名的真正冤死鬼戴名世,专门写了一篇《书光给谏轶事》,更是给出了合情合理的答案:阮大铖要杀光时亨,是因为光时亨曾经咬牙切齿地大骂过阮大铖。阮大铖想报复,一直没法下手,等光先生送上门来,便暗示刘泽清将其拘捕了。但阮大铖这个人,处事确实不是很大度的。所以,戴名世的这个理由,基本能说得过去。双方有恩怨,应该要了结,省得白天装绅士,晚上犯鬼眼,一个都晚上都睡不踏实。只是这出手,也太狠了点。

但按照史料的记载,光时亨下狱后,“法司会讯”,司法程序相当正常,阮大铖并无什么阴招,也没有因为挨人一骂,就要还人一刀。倒是御史张孙振,坚持光时亨非杀不可。

张孙振,字公武,号古岳,安徽霍山人。今天,他与阮大铖、光时亨显然算是老乡了。孙先生官声很好,他崇祯元年进士,历任太仆寺少卿,河南道监察御史,时称“天下第二清官”。不过,这位干部的口碑是怎么来的,后人很难搞清楚,他任山西巡按时,想请托袁继咸办件私事,被老袁给挡了,孙先生立马下套子,说老袁贪赃,硬将老袁弄进了号子。后来,山西的知识界跳了出来,众多读书人忿忿不平,集体跑到首都去上访,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,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老袁被复官了,张孙振便被赶回霍山自费旅游了。

甄别明朝的好人与坏人,只看一本书,根本就不够用。之于光时亨,除了投降这个政治污点,野史中的形象,那是相当灰暗,只有轶事,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。光先生的著名商标叫“鸟人”牌,人称“洗鸟御史”。据说当年的温总理(首辅)体仁大人,外面的形象很威猛,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。按照祖传秘方,光时亨每天坚持用“洁尔阴”之类给温总理冲洗阳物,直到大人活力再现。按说,为领导近身服务,关键时刻帮领导毒杀个把人都有人做,仅仅亲自为领导洗个鸟,也不算太突出。突出的是,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,从县里调到了中央机关,把自己“洗”成了监察御史。

光时亨家乡的史籍,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。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:光先生“少有俊识,敢决事,性不能容恶”。《桐旧集》记曰:光时亨“性刚直,独立无援,忌者以阻迁为名诬杀之。海内知其冤,莫不相向流涕。”《桐旧集》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,便是《南楼誓众》,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:“人臣既委质,食禄当不苟。受事令一方,此身岂我有。即遇管葛俦,尚须争胜负。矧今逢小敌,安能遽却走。仰誓头上天,俯视腰间绶。我心如?怯,有剑甘在首。读书怀古人,夙昔耻人后。睢阳与常山,不成亦匪咎。沥血矢神明,弹剑听龙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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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物的禀性到为官处事,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,都与相关正史、野史迥然相异。据《桐城耆旧传》等地方史籍记载,光时亨崇祯七年(1634)进士,初授四川荣昌知县。这个时候,陕西流贼已经蜂起,天下大乱。县里有一邦热心公益的志愿者,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。光时亨说:贼早晚要到,城墙破旧,应当毁桥买船,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。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,光县长果断拍板:稳定压倒一切,先抓维稳,后搞建设!城墙修好,流贼也来了。现在,城墙很坚固,河上又没了桥,流贼自认倒霉吧!

光先生的先进事迹,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,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。面对领导的提问,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。朱由检感动了??“当对时,上为起立注视者三”。领导一般都很矜持,你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烟,他都不一定拿眼看你。现在领导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,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,那你也真是太有才了!

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,实在太完美了。为什么完美,因为还有一段:“桐城岁用兵,又年比不登,漕米三年未缴清。布政下檄补征,民疲病,无以纳,公疏请免之。”帮老家的百姓免交农业税,比给一个困难户发两百块钱强多了。看来,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真诚为家乡做好事??老乡不送你土特产,但会记住你几辈子!

光时亨有没有投降李自成呢?野史答案是肯定的,说是李自成攻城时,光时亨与王章同守阜成门。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时,光时亨拖着王章就跑。王章说:事已至此了,你还怕死啊?光时亨答曰:这样死掉了,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区别?不如我们进城找皇上,找不到再死,那时死还不晚呢。两人就这样走着,迎面撞上贼兵,王章大呼:“吾视军御史也,谁敢犯!”旋即被刺死。光时亨呢?“仓皇下马跪”,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投降了!

桐城地方文史,更不同意这些说法:北京城陷落时,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,王章被杀,光时亨大腿伤,逃入尼庵。半夜,准备追随崇祯上吊,被尼姑救了,没死成。过御河时,他与御史金铉一起投河,结果金铉死成了,光时亨没死成。天意如此,光时亨“遂潜行南还”。

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,哪一种可能正确?桐城文人的说法应该靠谱些。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当了叛徒,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,投李自成是投,投满清也是投,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,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?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,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。

但是,无论光时亨的人物属性是正面还是反而,叛变没叛变,是否得罪人,他都是必死无疑,因为他确实犯了一桩弥天大罪,只是写在野史里不够吸引眼球??这个罪名明律上没有,中国唯一,世界唯一,且专为光先生量身定做,名曰:“阻南迁”!光时亨的旁征博引,让崇祯帝道义上体无完肤,堵死了崇祯的后路,只得违心固守北京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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